明代医家王安道在其《医经溯洄集》中有一段话“伤寒……发于天令寒冷之时……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黄等汤之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发于天令暄热之时……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这段话是说天令“寒冷”和“暄热”的气候，对于“辛甘温之剂”和“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的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清代医家喻嘉言《医门法律》中“凡治病不察五方风气，衣食居处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药不中窍，医之过也”之说认为地域、人群行为习惯等，对选择治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气候、地域、生活习性、疾病、治法的关系可以简单描述为：天、地、人的客观条件决定疾病，按疾病选择治法。这样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分析时下的天、地、人，为临床寒温治法的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下面从历史气候和地域特点对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产生的背景作一探讨。

　　从春秋到西汉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气候一直温暖，到了东汉末年，气候却急剧变冷，一年中寒冷时期超过半年。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祯考察后得出当时“有几次冬季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的结论。气候寒冷的结果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曹植语)。公元161——219年短短58年间，疫病发生高达12次，间隔不足5年。张仲景生活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河南南阳，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下，“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便是寒疫流行导致死者甚众的真实记录。当时的寒疫不仅在中国流行，外国学者详尽考证了这场灾难由亚洲向欧洲传播的过程。由于这场瘟疫，当时欧洲最强盛的东罗马帝国承受着日死亡人数8000以上的灾难，罗马城短时间内变得荒芜。

　　国内有学者认为东汉末年建安大疫是寒性流感，这场瘟疫有两个特点：一为时间长，范围广泛，死亡率高;二为以寒为基本特征。面对“伤寒”的大规模流行，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伤寒杂病论》，可知辛温治法绝非凭空而来，而是“时势使然”。

　　东汉寒疫盛行，催生了伤寒学说，而明清的温疫流行，是诞生温病学说的温床。

　　据统计，明代1368——1644年间发生瘟疫53起，平均每5.3年1次;清代1644——1911年间竟发生109起，平均2.5年1次。明末医家吴又可在其《温疫论·自序》中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有统计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的疫情与明清以前相比，突出的特点有四：一是疫情暴发更加频繁，不过由于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反而大幅度下降;二是大规模者增多，其中大部分疫情的波及范围甚广;三是以温性者为多;四是疾病传染、流行的中心地带由汉代的中原为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在对伤寒学说继承的前提下，温病学说应运而生。

　　伤寒学说诞生于东汉末年气候寒冷时期的中原地带;温病学说诞生于明末清初气候相对温和的江浙等东南热带地区。二者在认识外感疾病的临床基础，治疗思路，方剂的创立、运用上却迥然不同。其发生、发展都是各自历史时期特定的天、地、人的客观选择。

　　寒温学说争鸣的焦点在于外感病发汗的方法。伤寒学派大家刘渡舟教授认为：“在发汗解表法的认识上，存在学术上的先入为主，即学伤寒者，惯用辛温解表;而学温病者，则动手便用辛凉发汗。这种学术上的先入为主导致了发汗解表法运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在寒温两派争鸣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弊端。”所以，刘渡舟强调“一定要从历史上寻找原因。”对选择寒温治法客观条件的探讨，可以将辛温、辛凉方法的创立和使用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为当今临床规范化、客观化选择寒温治法提供思路。